引用语料：
- 《中国哲学简史》第四章 孔子，第五章 墨子
- 墨子连山《孔子一生致力于维护和恢复周礼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韩非子》
- 墨子连山《道德经第二十一章、三十八章、四十一章、四十二章、四十六章》（专栏【三十年来《道德经》实践总结】）
孔子其人
先看看孔先生的背景吧。
孔子姓孔名丘，公元前551年生于鲁国，位于中国东部的现在的山东省。
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成员，宋国贵族是商朝王室的后代，商朝是周朝的前一个朝代。
在孔子出生以前，他的家由于政治纠纷已经失去贵族地位，迁到鲁国。
孔子一生事迹详见《史记》的《孔子世家》。
从这篇“世家”我们知道孔子年轻时很穷，五十岁时进入了鲁国政府，后来做了高官。
一场政治阴谋逼他下台，离乡背井。此后十三年他周游列国，总希望找到机会，实现他的政治、社会改革的理想。
可是一处也没有找到，他年老了，最后回到鲁国，过了三年就死了，死于公元前479年。
孔子是儒家创始人，刘歆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六经即《易》、《诗》、《书》、《礼》、《乐》（今佚）、《春秋》。孔子与六经的关系现在尚有争论。而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孔子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教师，而不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著作家。六经大概率不是孔子的著作，他本人在《论语》中，也未曾流露过亲自为后代著作的想法。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这里暂且浅显的理解为只是交流分享前人的知识，而没有写作记录的打算。
所以在孔子的时代以前已经有了《六经》。《六经》是过去的文化遗产。
《六经》又叫做“六艺”，是周代封建制前期数百年中贵族教育的基础。
可是大约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随着封建制的解体，贵族的教师们，甚至有些贵族本人——他们已经丧失爵位，但是熟悉典籍——流散在庶民之中。前一章说过，他们这时靠教授典籍为生，还靠在婚丧祭祀及其他典礼中“相礼”为生。这一种人就叫做“儒”。
孔子毫无疑问是精通六经的。大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诗书礼乐易春秋。会的不但多，而且精，样样都出类拔萃。
传说孔子身高九尺六，自己作为徒弟们的射箭教练兼战车驾驶教练。所有孔子门人，射、御是必修课。孔子带着弟子练射箭，是会被围观的。
孔子出生于武将世家，他爹身高一丈，曾经单人力举城门，救出半只部队。这老爷子平时配剑，当时兵荒马乱，不配也不行。你想想这个遗传基因。孔子还特别爱吃肉，听说过“三月不知肉味”吧？那首先得是吃了三个月的肉。一个猛将之子、一米九大个、专业运动员的身板、配着剑、顿顿吃肉，说他是老师，反差是不是有点大？
孔子做过中都宰，相当于市长兼市委书记；坐过大司空，相当于建设部长；坐过大司寇，相当于公安、司法部长；最高做到大司空涉相事，就是代理总理了。当然了，与他真正的事业相比，这些政治成就可以忽略不计：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举一反三等等教育理念，直到现在也没有跳出他的框架，教育才是孔子真正的道路；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这是他的实践，万世师表，为教师这个伟大行业树立了标杆。
孔子其道
在道家的著作《庄子》中，可以看到道家的人常常嘲笑孔子，说他把自己局限于仁义道德之中，只知道道德价值，不知道超道德价值。表面上看，他们是对的，实际上他们错了。
请看孔子谈到自己精神修养发展过程时所说的话吧，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一生，到了三十四十，也许仅只是认识到道德价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认识到天命了，并且能够顺乎天命。换句话说，他到这时候也认识到超道德价值
小一辈的孔子曾专门拜访、请教过老子，更关键的是，他们读的书都是一样的，礼记、尚书、诗经、易经等等，而且老子就在周的图书馆，这些书都是周书。所以，他可能比孔子看过的书还多。从后来孔子的思想中，能看出他继承了很大一部分老子思想。但关于超道德价值的道，不管是出于经世致用的目的，还是因为老子对道的阐述已经足够完善，孔子无需补充转而走向延申阐述“德”的道路，我们都不能通过论语中的只言片语，就随意武断孔子境界低或者层次低。
至于孔子的思想：
在聊到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像对”三年之丧“礼制的解释，对”诗三百“的评价。中华文化中的很多关键词，都是由这位先贤定义的，忠孝、仁义、信用……没有这些关键词，我们甚至连开口说话都困难，更不用说流传下来的上百条成语了。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人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正是这样，才使孔子不同于当时寻常的儒，而使他成为新学派的创建人。正因为这个学派的人都是学者同时又是《六经》的专家，所以这个学派被称为“儒家”。
但我们需要知道，儒学和儒家是要区分开来的。把孔子创立的儒学比作一个容器，后世数代的人们都往这个容器里添加了自己的私货，形成了各色各样的学派，像理想主义的孟子，现实主义的荀子，研究宇宙发生的周敦颐、邵雍，和外来佛教融合的新儒学，以及后续大名鼎鼎的理学心学之争。
道家则是杨朱老庄，后续的新道家则划分为主理和主情两派。
《尚书》有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在前人“允执厥中”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了“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时中”
一个是“中庸”，就是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直奔目标。而目标是什么呢？是无处不在的“有用”。有了这个外挂，孔子的学说就不可能错。因为只要有人实践不成功，我们就可以说是他自己的问题，因为他没做到“有用”，所以他没有做到中庸。
另一个是“时中”，中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要与时俱进的，昨天偏左了，向右是中，今天偏右了，向左才是中。如果你不变，出了问题就不能怪理论，因为人家说得很清楚了，要与时俱进。咱们自己因循守旧，该变却不变，不是只能怪自己没有执行到位？
当然了，如果孔子仅仅满足于开挂，保持不败金身的话，那么他绝不至于到达圣人的高度。
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为“有用”设立了一个明确标准，那就是仁。
仁者爱人，施恩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个字，中华文明的伦理核心就是他所定义的。
中华文明的伦理观是什么呢？
是恩文化，是积极施恩与人的文化，是受人滴水之恩，必将涌泉相报的文化。不但报恩，而且要超量报恩，而第一次的施恩，我们也可以看作是超量报恩，从无到有产生新的恩。于是，恩上加恩，人间充满温情。
这与基督教文明的“罪”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
另外，孔子提出了“学而时习”的概念，不但要学，而且要实践，他自己带头。
于是有了中国第一位民办教师，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
他在历史上首次以私人身份教导了几千个学生，在周游列国时，这些学生成群结队的跟随着他。
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位教师的力量，他的弟子中藏龙卧虎。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查，曾子、子夏、子贡……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弟子影响了整个战国时代。
中国的尊师重教，历经几千年延续至今，孔子可谓居功至伟。
一生致力于维护和恢复周礼的原因
因为，那时候除了周礼，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例如选择殷礼？
周礼以人为本，强调人文精神；
殷礼以神为本，强调神鬼核心；
孔子自称“殷人之后”，但是他却坚定的主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为什么？
答案的关键，就是这个“文”字。
文，甲骨文是一个人身上刺有花纹，也就是现在的纹身，显然这个字与人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现在我们人文并称，有人才有文，给人用的才叫文，所以又有了文化、文明等等。
孔子这句话赞颂的其实正是周礼的人文精神，用现在话说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只有以人为本了，礼乐才开始围绕着人来设计，而不是围绕着鬼神设计。只有当围绕着人来设计礼乐，礼乐才能“郁郁乎”繁盛。否则，如果都是为了鬼神而设计，根本不管人的感受，他还可能繁盛吗？谁没事会用他呢？
与人本主义相对应的，就是神本主义，凡事以神鬼为核心，人则靠边站，殷商的文化就是如此。
商纣王为什么如此暴虐？发明了挖心、炮烙、醢等等惨绝人寰的酷刑，难道就是因为心里变态吗？其实，这些玩意很可能不是刑罚，而是祭祀所需要的献礼。
从对商纣王的描述来看，这个人力大无穷、辩才无碍、高大帅气，妥妥的一个学霸。而且他能征惯战，铁腕政治，绝不可能是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从他的表现看，更加有可能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他的认知就是，只要我对鬼神虔诚，他们就一定会保佑我。
联系到殷商的占卜和祭祀制度，烧龟壳，然后按照图案指示去给鬼神准备贡品，其结果本就难以预测。很可能烧出了一副图案，像是一个人在嚎哭，他们便想，怎么才能让一个人使劲嚎哭呢？于是发明了炮烙。过两天又烧出了一个图案，像是一颗七窍玲珑心，那就赶紧找吧？可是人心隔肚皮，怎么找呢？那就只能挖出来找。找了几个都不像，于是他们就想了，是不是越贤明的人心才越好呢？王子比干最贤明啊，为了虔诚，那就把比干的心挖了献祭吧。
不光是商纣王，整个殷商的文化应该都是如此。所以即便是施行了这么多让我们毛骨悚然的酷刑，商纣王的统治依然还是稳固的，直到以人为本的周人推翻了他们。
周是中国人本思想的奠基者。虽然在这之前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这样的思想，但起码可以说并没有明确下来、推广开去。而周公制礼，则是把人本思想确立了下来，并且传播到了每一个角落。
到了春秋时期，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如此一来，便将形而下的人，与形而上的道联系起来，在理论上奠定了人与道天地并列的基础。可以说，是人本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
**孔子继承了老子，通过宣扬礼，继续将人本思想加以巩固，从此几千年，中国人再也没有陷入到宗教的泥沼，**从来没有过黑暗的中世纪。
这不也证明了周礼是正确的选择吗？
有德之人，何谓其德？
上文提到，孔子和老子是一脉相承。不看道德经，了解一些老子的知识，同样搞不懂孔子的”道“与”德“。
我们一起来看《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德经》第一章就语出惊人，仁义礼智被全盘否定，很多人据此说老子是反对儒家的，也有人把老子理解成了虚无主义，更有甚者据此认为老子是反人类、反社会的。实际上，老子并不是否定仁义礼智存在的意义，而是要说明，在有更好的认知模型的情况下，不要选择差的那一方。俗语可以理解为”不要把路走窄“。这个最好的认知模型，最宽的康庄大道，就是老子口中的”道“。
有道之人无需刻意追求德，因为道的认知里，德已经是内化于心、顺其自然的产物了。有德之人无需刻意追求仁，也是同样的道理。这里可以参考孔子所言”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的矩，可以理解为德之下的仁、义、礼。”我已具备德的品质，仁义礼智信等都是德之下的延申，不需要刻意约束我自己，我也不会再违背了。“这一点也可以与道德经里的”无为无不为“相印证。
- 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
上德并不刻意去追求德，因为他追求的是道，所以有德。追求德，和追求道有什么区别？
好比咱们打羽毛球，练高远球标准动作，高手是把这些标准动作训练成了肌肉记忆，只要球来了，自然而然的就会打出一整套连贯的标准动作。但是，他会去想每一个环节做得是不是标准？动作是不是连贯？发力是不是集中？正是因为他不想，所以动作才能行云流水，也才能把高远球打好。
下德刻意的去追求德，唯恐失去德，所以还处在无德而求德的阶段。
还是打高远球，新手训练一定是从分解动作练起，蹬地、转髋，转肩、挥臂、旋腕、收指，每个动作都有很多的细节，需要一项一项的打磨。整个一遍练下来，分解动作都没问题了，就要练习连贯了。
很多环节是同步的，还有一些环节是动力链，一环扣一环，连贯做不好，就会怎么打怎么别扭，还不如之前业余瞎打。
为什么不能连贯？因为练得不够，没有把动作融进潜意识，每个动作都需要想，这一想就慢了，慢了动力链就断了，断了就发不出力了，高远球自然也打不远。
下德就是这样，他们时时刻刻、心心念念想着“德”，为人处事不自然，反而会让人觉得惺惺作态。为了获得“德”这种回报而去做事，就好像为了把标准动作做对而去打球，反而适得其反打不好，所以叫做无德。
上德不会刻意作为，是因为“本应如此”，为什么本应如此？因为道是世间万物万事运转的底层逻辑，是大本大源。既然是抽象到最高层的大本大源，那具体到一件件小事上，抽象的规律便会埋藏其后，不着痕迹。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摔一次跤后不让自己在同样的坑摔第二次。即使再摔第二次，也不要摔第三次。在实践中成长，用实践指导我们做事的方法论。
这就是前面说的“道可道，非常道”。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实事求是。不妄想用一个道理、一次经验、一次实践就一劳永逸。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断的更新自己，迭代认知模型。
俗语常说知足的人最富有，道德经说”知足之足常足“。都是一样的道理。像”好好努力，绷紧弦，考上好高中就稳了；考上好大学就能随便玩了；找个好单位这辈子就拿下了“，这种心态只会让自己像一个追着胡萝卜跑的驴一样，永远被欲望骑在身上，难以收获真正的快乐。
像咱们在追求道的过程中，心里形成了一个叫做德的半成品模型。虽然还不是道，但他具备了道的混沌特征，就是说不清。我还尚未领会其意，只是在路上跌跌撞撞的闯荡、探索。直到量变引起质变后，通过复盘反思一朝醒悟。
为什么觉得星空很美？不知道，语言无法描述，也不用描述，美就是美，这才是德。如果咱们能列出一二三四来论证星空的美，那咱们论述的已经不是美，而是具体的一二三四这些概念了。
所以，老子才说，下德无为而有以为。意思就是，虽然咱们不刻意去做什么，但仍然有一个不刻意而为的理由，哪怕理由是为了仁爱、为了道义、为了信用，这些未必不好，但就德而言，已经是下德了。
在你约束自己”不要刻意“的时候，你已经刻意了。
在你强迫自己忘掉这件事的时候，你又强化了一遍自己的记忆。
哈哈，这里有点禅宗的意趣了。
- 仁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
如果德做不到，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仁了，仁者爱人。
大家可能就困惑了，爱人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老子要批判仁爱精神呢？请各位注意，老子并没有评价好坏，老子说过“美之为美斯恶也”，人家说的就是价值判断没有固定标准，只是相对而言，所以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自己打脸的。
老子之所以说仁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只是因为与德相比，他确实就是退而求其次了，这是一个事实，或者说这是形式逻辑推导的必然结果，并不带有任何主观因素。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要回顾一下，究竟什么是德？道是宇宙万物在人心中的投影，或者说，道是人类思维为宇宙建立的那个完美模型，他是一个理想状态。
人类很难达到那个理想状态，因为我们用于建立复杂模型最有效的工具是语言，广义的语言包括了自然语言、数学语言、机器语言等等。全部这些语言加到一块，也没办法建立一个精确的完美模型。但是，好在我们可以用类比的方式去建立一个模糊模型。这个模型虽然不精确，也不完美，不能做到100%预测万事万物，但他终究还是更接近于道了。这个我们心中模糊的，不完美的，追寻着道所建立起来的半成品模型，就叫做德。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的特点是，以万物为刍狗；德的特点与道类似，以百姓为刍狗。
刍狗这个意象多次讲过，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刍狗是草扎的狗，粗制滥造，祭祀之后不是烧了就是扔了，其本身毫无价值。但是，他是祭品，所以又很神圣。因为不结实，要轻拿轻放，倍加小心。祭祀的时候摆在祭坛前面，人们对着祭坛行礼，看起来也就是对着刍狗行礼。
一句话总结，就叫对你好，但与你无关。
所以，德就是这样，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企图，你之所以觉得我对你好，其实并不是我为你做了什么，而是我追寻着道，而你这个刍狗沾光了而已。
各位觉得这种德，咱们自己可以做到吗？是不是很难做到？难就对了，因为老子所讲的德根本就不是为咱们普通人讲的，而是为天子讲的，诸侯勉强也可以参考，至于诸侯以下的士大夫都已经不适用了，那就更别说平民百姓了。为什么天子要修德呢？因为天子富有天下，任何一点喜怒好恶都会被一层层逐级放大。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对待任何事、任何人都要慎之又慎。一个合格的天子不能偏爱任何一个人，因为这种偏爱会给予这个人极大的权力，以至于导致权力失衡；也不能偏好一件事，喜好战争就会引发穷兵黩武，喜好女色就会引发荒淫无度；甚至喜欢学习、文艺、体育都不行，因为会有人钻营取巧，投其所好，就算没有人迎合，自己也会玩物丧志。所以，天子不是人，天子是天的代表，他的所有行为要尽可能的符合于道，所以他追求的是德。
现在天子虽然没有了，权力的焦点却永远都在。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也会有不同的社会角色，对父母是子女，对子女是父母，对老婆是老公，对朋友是朋友，对领导是员工，对员工是领导。这么多的角色要怎么管理？
咱们自己也需要一个天子的角色去统管所有这些角色。而天子角色，所要追寻的就是道，指导行为的就是德。
但是，一个人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也不可能只按照德的方式去扮演所有角色。于是就有了仁。仁的基础是“恻”，也就是共情能力。
看到婴儿在井边爬，是不是想一想都一身冷汗？遇到这种情况，没有人能视若无睹吧？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正是这种共情能力使人类天生心中就有仁。
那为什么说仁比德是退而求其次了呢？因为德离道最近，以德行事，不但可以使万物众生感受到咱们对他的好，而且还可以使他们获利，可谓两全其美。所以，德虽然没有刻意的仁，但却可以达到所有仁能够达到的效果，可以说，道兼容了德，德兼容了仁。
那仁与德的区别是什么呢？**德的目标是道，仁只是过程中的副产品，我对你好但与你无关。仁的目标就是人，我对你好就是为了你。**求其上者得其中，很可能出现“妇人之仁”这一类仁而无用的东西，我只是爱你，但却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更糟糕的是，会出现“假仁”，我表演出一副仁的模样就好了，反正这就是目标嘛，达到就好了，管他怎么达到呢？当然，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有人会借着仁的名义实施道德绑架，或者强行把自己的喜好强加于人。
坐车就有年纪大一些的人倚老卖老，强行要求年轻人让座，不让座就恶语相向，说人家没教养；家长借着”我为你好我有理”的名号，强行动摇孩子的选择；熊孩子划了人家车，家长不但不道歉，还说对方抓住熊孩子是大人欺负小孩；自己听歌觉得好，就一定让别人必须听，说不好听都不行……
例子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孔子也意识到了仁存在这些问题，所以当子贡问孔子，如果一辈子只遵行一句话，应该是哪句话？孔子并没有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担心后世曲解，给道德绑架找借口，不可不谓一片仁心啊。
而德就没有仁的这些问题，因为德是个人的事，不论是心还是行，都与他人无关，所以不可能被利用或者歪曲。所以，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
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论语》记载：“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孔子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
由此看来，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
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
后来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絜矩之道”。就是说，这种“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
絜矩之道在大学中庸中皆有阐释：
儒家有一部论文集名叫《礼记》，其中有一篇《大学》，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礼记》另有一篇《中庸》，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其中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 义： ==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而义对于仁而言则又退而求其次了。
如果说仁还是符合人的本心、主动去爱人的话，那么义则带有被动性。这违背了人的私欲。也就是说，义的推动力就不能只来自于人的内在自发，而需要借助外力，最主要的就是来自于他人的舆论。
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大了，既然义来自他人舆论，那如果有人去影响他人舆论，来确定我们是义还是不义，我们的自由岂不捏在了他人手里？
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朝野之中的党同伐异，封建礼教，愚忠愚孝……这些都根源于义。
当然，这并不说明义有什么不好，好像一把菜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有人用菜刀杀了人，我们总不能去指责刀匠生产了菜刀吧？不是刀杀人，是人杀人。
孟子提倡义，只不过是磨了一把刀。把刀磨的锋利无比不是孟子的错，后世的人不用这把锋利无比的刀切菜，造福人间，反而拿他去杀人，谁才是凶手？
不论如何，与仁相比，义的危险性更大，所以老子才说，仁做不到了再退而求其次才追求义。
- 礼：==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如果精神层面连义都做不到了，那就只好追求形式上的礼了，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所以老子形容礼，是需要刻意而为的，就算刻意推广，结果却是“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这个描写就非常形象了，就是咱们去推销东西，人家不理，咱们就强拉着硬塞给人家。用现在的话说，就叫强买强卖了。
前面说义已经带有强迫性了，但好歹还只是语言、态度上的强迫，虽然也算强迫，但并不强硬。可到了礼，可就真要动手了，古代不讲礼法，真的是要被判刑的，例如用了不该用的车子、穿了不该穿的衣服等等。包括现在也要讲究很多礼节，通过履行很多高情商的“潜规则”来表明自己的诚心和忠心。当然了，这个层次诚心只是通过特定的行为表面上表明了，其背后的人心仍然是不稳定因素。
像一些目的性强的利益酒局，劝酒的一门心思灌醉他人，被劝的骂他一万句不是，表面上也要恭恭敬敬、心甘情愿的咽下去。
酒喝完，事谈成，各自在背后扣嗓子吐酒，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得不做。
当然，辩证的看，礼节也有好的一面。好的礼法提供了一种行为准则：小事上能让大家用彼此心领神会的方式表达自己，节省了沟通成本；大事上能维系群体和谐，让大家在追求自我个性、满足自我利益的同时也能履行社会义务。
但如果到了仅仅靠强制性的礼去维护，依礼者没有通过礼节表达自己，甚至只是空洞的走个过场，那么再好的礼制最终也会沦为形式主义，最终消失殆尽。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道德仁义礼，就是一步步妥协，逐步退而求其次的过程。
从道的自然，到德的效法自然，再到仁的发自内心主动爱人，再到义的半自发半强迫的自我牺牲，最后到礼的完全形式化的行为标准。
所以老子说，到了刻意强调礼的时候，必然是道德仁义这些内在的、自发的东西已经淡薄到极致了。
不忠不信的人太多了，迫不得已，才只好用礼去规范他们。所以，礼就是“乱之首”。
这个首字要注意，很多人把他翻译成罪魁祸首，显然曲解了老子的意思。老子说礼是迫不得已的产物，可没说是因为礼才迫不得已的，因果不能搞混了。首，就是头，也指起始点。罪魁祸首这个词，要到明朝才出现，老子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用法的。所以，老子说礼是“乱之首”，就是字面意思，到了礼就要开始乱了，礼是乱的起始标志，而不是说因为有了礼才会乱。
前识者，识与认相对，我们现在常说认识，要先认而后识。认，从言从忍，指用言语对事物进行分割，分割成什么呢？分割成名，也就是概念。识，从言从织，指把语言关联起来，也就是把概念连接起来。概念连接起来就是理，指概念之间的连线，是不是很形象？而理继续综合就变成了知，也就是有用的经验。所以，前识，指的就是这些理和这些知。
老子把前识比喻为“道之华”，华就是花，华而不实就是只开花不结果。
意思就是，这些理和知虽然看起来很美，但那只是形式，如果咱们只追求这些，那就是“愚”的开始。愚，甲骨文是心上面一只猿猴，就是心猿意马中的心猿。“意”，也就是咱们的注意力，这东西很活泼，但带宽却有限，如果放任不管，他就会像猿猴一样四处乱窜。注意力不集中，自然就显得愚蠢了。
老子用这个字是想说，如果咱们被花吸引，把心全部放在理和知上面，看花看太多，就会乱花渐欲迷人眼，忘掉自己一以贯之的初心了。
玩手机，也许开始我们带着目的，一旦打开短视频之类的信息流中，很容易忘记自己一开始为什么要打开。
所以，大夫们不居住于薄的地方，薄的是什么，是礼；而应该处于厚的地方，厚的是什么，道德仁义，道最厚，依次递减。不应该居住于花，花是什么，理和知；而应该处于果实，果实是什么，当然是心中那个德，也就是半成品的道。
老子讲这些，是讲给大夫听的吗？当然不是，仍然是讲给天子、君主听的，所以最后才有这么一句，“故去彼取此”。意思就是，因为大夫们应该处其厚、处其实，所以咱们作为君主的，要取其厚、取其实，给团队营造良好环境，这样才能把大家凝聚起来，咱们自己才能无为而无不为！
道、儒、法、墨
我们总是习惯性的把道、儒、法、墨四家分的清清楚楚，甚至互相看不顺眼；可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内核高度一致，路径各有不同。
老子和孔子
最早的老子，他谈到了宇宙万物，既谈了道，也谈了德，是最大的那个圈。
小一辈的孔子曾专门拜访、请教过老子，更关键的是，他们读的书都是一样的，礼记、尚书、诗经、易经等等，而且老子就在周的图书馆，这些书都是周书，所以，他可能比孔子看过的书还多。从后来孔子的思想中，能看出他继承了很大一部分老子思想，尤其是关于道，孔子不再谈了，他只谈德。
这感觉就像是我在知乎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看了一眼答案，发现人家已经回答了大部分，只是有一块没说透，需要展开，于是我只需要单独展开来谈这一块就够了。
孔子展开的就是德的部分。这些都是他们重叠的部分，不同的是什么呢？是方法，道家认为你什么也别管，让社会自己运行，这是最好的方法。
“治大国若烹小鲜”，千万别折腾，那么多小玩意你能挨个折腾？显然不能，折腾多了小虾小贝就都碎了，没法吃了。
儒家现阶段不适合用这个方法，儒家认为要先用“礼”，积极树立榜样，引导大家有样学样，君先打个样，臣跟上，爸爸跟着学，儿子跟爸爸学，完美。**由礼及义，由义知仁，由仁生德，由德得道。**讲究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道德经里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这个“一”就是对立统一的“一”，就是矛盾双方的统一体，就是有正反两面的硬币，就是太极，也叫太一。
这个“一”，还是《尚书》中《禹谟》里舜对禹说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这个“一” , 还是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的“一”，曾子解释是“忠恕而已矣”，这里说的是孔子的==“道之用”==。
理解了这个“一”，那么“一生二”就好理解了，“二”就是矛盾双方，中国的说法叫阴阳。《周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就是矛盾双方对立统一，反之又反永恒运动。这种运动便产生了三，然后是四、五、六，以至于无穷。量变引起质变，最终产生了宇宙万物。
而孔子==“道之体”==，必然是与老子，《周易》，《尚书》一脉相承的。因为，孔子看的书，跟老子是一样的，周的文化奠基人就是武王的弟弟周公，而周公被封在鲁国，孔子便是鲁国人。
韩非子
==韩非其人==
韩非子处于战国末期，是韩国（今河南省西部）公子，祖国韩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弱的一国，离秦国又近，被秦国百般欺凌，积贫积弱。
他受够了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原地踏步无异于等死，所以不论如何也要踏出一步，这一步就成了法家之集大成者。
《史记》说他“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老子韩非列传》）。他擅长著书，著《韩非子》五十五篇。
富于讽刺意味的是，秦国比别的任何国家都更彻底地实行了韩非的学说，可是他正是死在秦国的狱中，这是公元前233年的事。
他死于老同学李斯的政治暗害，李斯在秦国做官，嫉妒韩非在秦日益得宠。
深谙“御下之术”的韩非子，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千古帝王面前谋求保全韩国，以至于被李斯所害。或许韩非身上还有杀身成仁的赤子之心未可知。
==社会背景==
周朝的后几百年，封建社会制度逐步解体，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君子和小人的社会区别不再是绝对的了。
在孔子的时代，已经有一些贵族丧失土地和爵位，又有些平民凭着才能和运气，顺利地成为社会上、政治上的显要人物。
**社会各阶级原有的固定性，被打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侵略和征服，大国的领土越来越大了。
为了进行战争，准备战争，这些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也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其结果就是政府的机构和功能比以前越来越复杂得多了。
自孔子以来诸子百家共同努力解决的就是国家治安问题。可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已经不够现实、难以实行了。
各国诸侯需要的不是对百姓行仁政的理想纲领，而是如何应付他们的政府所面临的新情况的现实方法。当时有些人对现实的实际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诸侯常常找这些人打主意，如果他们的建议行之有效，他们往往就成为诸侯相信的顾问，有时候竟成为首相。这样的顾问就是所谓的“法术之士”。
==核心观念==
韩非所在时期，法家已经发展了三派，韩非作为集大成者，吸收了(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商鞅)的法。
“势”，指权力，权威；“法”，指法律，法制；“术”，指办事、用人的方法和艺术，也就是政治手腕。
法 : 法治萌芽
韩非师从荀子，受到老师的影响，他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外力作用，儒家希望构建的那个==帕累托最优==是无法实现的。而儒家所依赖的外力是什么呢？是圣人，尧舜禹，汤文武，还有周公。孔子那个年代，周公的影响力还在，人们心中还存有希望，希望能有圣人降世。
但是，到了韩非那个年代，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种希望已经彻底破灭了。所以，韩非认为圣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想解决眼前的问题，不能等着天上掉圣人，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所以，韩非总结了子夏、李悝、吴起、商鞅这一线的传承，希望退而求其次来构建一个==纳什均衡==，既然仁义离得太远，那咱们就用刑名来划条底线吧。有了这条底线，对君主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他只需要维护法，并在原有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不断迭代就好，这就简单多了吧？这就是全世界最早、最全面的“法治”思想。
术 ： 政治手腕
几千年下来，其实大家关于法的争议并不大，即便独尊儒术之后，也听不到什么反对法的声音，因为这是“阳谋”，根本就无从反驳。大家骂得最多的，一个是术，一个是势，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东西讲的是怎么实现君主集权，就是在手把手教君主们把官僚集团玩弄于股掌之中。而掌握学术话语权的是谁呢？不就是官僚集团吗？所以他们对这些阴谋简直恨得牙根痒痒。
韩非绝对是个耿直boy，那些原本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他居然搬出来讲，不但讲了，还讲得异常透彻，你说耿直不耿直？
例如韩非教君主在官聊之中找平衡，拉一派打一派，谁露头就打谁，不许官聊掌握兵权、人事权、财权，不许拉帮结派，甚至不许他们在百姓中树立良好形象。
最狠的是，连怎么杀大臣都说明白了，不能直接杀，那样名声不好，要“行饮食”暗杀……咱要是官僚会怎么想？关键是就算咱们知道这些手段，可就是没办法。中国的君主们自从有了法家利器，对官僚就产生了压倒性的优势。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始终用的就是韩非子打造的这把大杀器，所以也叫“外儒内法”。
势 ：威权政治
就是通过权力收放、利益分配、礼仪形制对官僚进行心理威慑，当然这其中道德约束也必不可少，本来提倡民本的儒家也被君主拉进来为虎作伥，可见法家之无所不用其极。
咱们看看古代的宫殿，皇帝高高在上，下面匍匐着文武百官，如果是咱们在场，是不是连大气都不敢出？这就是威权的表现。
==儒家和法家==
儒家主张，治理百姓应当以礼以德，不应当以法以刑。他们坚持传统的治道，却不认识当初实行此道的环境已经变了。在这个方面，儒家是保守的。在另一方面，儒家同时又是革命的，在他们的观念里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传统上只按出身、财产划分的阶级区别，儒家不再坚持了。
当然，孔子、孟子还继续讲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但是在他们看来，这种区别在于个人的道德水平，没有必要根据原来的阶级差别了。
在早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以礼治贵族，以刑治平民。所以，儒家要求不仅治贵族以礼，而且治平民也应当以礼而不以刑，这实际上是要求以更高的行为标准用之于平民。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是革命的。
在法家思想里，也没有阶级的区别。在法律和君主面前人人平等。可是，法家不是把平民的行为标准提高到用礼的水平，而是把贵族的行为标准降低到用刑的水平，以至于将礼抛弃，只靠赏罚，一视同仁。
**儒家的观念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观念是现实主义的。**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总是指责法家卑鄙、粗野，法家总是指责儒家迂腐、空谈。
韩非子出自儒家，他根本连德也不谈了。他好像在说：这方面孔子说的都对，但是我不赞成他的方法。学习好榜样固然是好，但要是有人不学呢？而且只要有一个人不学，那这套体系就危险，损人利己的人反而占便宜了，这个榜样的力量更巨大不是吗？
所以，榜样没有用，要用刑法，让损人利己的人受到严厉制裁，其他人看到这个前车之鉴，就不敢越雷池一步。
为什么法家未能实现取代儒家?
首先什么是法家？历史上有哪位法家的代表人物自称法家吗？
没有。
不但没有，法家的学术发展脉络也是断断续续的。
集大成者韩非子，师从大儒荀子，人家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法家，“儒以文乱法”多少看着都像人家作为儒者的自我批判。
韩非的继承者呢？没有，断了……
商鞅据说师从尸子，但显然受到李悝、吴起影响更大，这条线倒是很清楚。商鞅的继承者呢？还是没有……吴起的师承是子夏，孔门高足。李悝是子夏的再传弟子……
管仲没有师承，应该是无师自通的，之后也没有传人……
申不害，这位据说好黄老之学……
子产，铸刑鼎那位，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制定者，他自己都觉得铸刑鼎是迫不得已……
先秦出现过的显学，杨朱、墨家、儒家，就这三家，从来没有法家，法家这个称呼最早可能要到汉代才提出来。
既然从师承上看不出什么，咱们只好看看法家讲得是什么？
这倒简单，看《韩非子》就够了，人家真的是集大成者，法、术、势面面俱到。
但关键在于，《韩非子》这本书不涉及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是荀子的，甚至没有方法论，有的只是具体的方法，这其实就是一部“帝王操作指南”，只不过是史上最强攻略，没有之一。
为什么后世外儒内法配合起来毫无违和感？
因为法儒本是一体，法家只是儒家的一个技术分支。
==道家和法家==
“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道家的观念，也是法家的观念。
韩非和法家认为，君主必需具备一种大德，就是顺随无为的过程。他自己应当无为，让别人替他无不为。
韩非说，君主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韩非子·大体》）。
换言之，君主具有种种工具和机器，用来进行统治，有了这些，就无为而无不为了。
**道家与法家代表中国思想的两个极端。**道家认为，人本来完全是天真的；法家认为，人本来完全是邪恶的。**道家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法家主张绝对的社会控制。**可是在无为的观念上，两个极端却遇合了。这就是说，它们在这里有某些共同之处。
法家的治道，也是后期道家所主张的，只是词句上稍有不同。《庄子》里有一段讲“用人群之道”。这一段既区分了有为与无为，还区分了“为天下用”与“用天下”。
无为，是用天下之道；有为，是为天下用之道。
- 为天下用
君主存在的理由是统治全天下，所以他的功能和职责是自己无为，而命令别人替他为。换句话说，他的统治方法是以无为用天下。臣子的功能和职责，则是接受命令，遵命而为。
换句话说，臣子的功用是以有为为天下用。这一段里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庄子·天道》）《庄子》这一段接着说：“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
君主一定要这样，因为他万一考虑某件事，这就意味着别的事他没有考虑，可是他的功能和职责是考虑他治下的“一切”事。
所以解决的办法，只有让他不自虑，不自说，不自为，但是命令别人替他虑，替他说，替他为。用这种方法，他无为，而无不为。
哈哈，想到了权术大师嘉靖皇帝了吗？
- 用天下
至于君主“用天下”的详细程序，这一段里说：“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
很清楚，这个程序的后部分正与法家相同。这一段还继续说：“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从这里可以看出道家对法家的批评。
法家的治道，需要君主公正无私。他一定惩罚应当受惩罚的人，即使这些人是他的亲友；他一定奖赏应当受奖赏的人，即使这些人是他的仇敌。只要他有一些时候不能这样做，他的整个统治机器就垮了。这样的要求是一个仅有中等智力的人远远不能胜任的，真正能实现这种要求的还只有圣人。
墨子
==社会背景==
墨子对儒家的观念有所批评，但实际上还是其思想的延申。
上文聊到，周代贵族的教师、文人们在周后期封建制度解体后流落各地，成了早期一批教师。同样的，贵族军队的那些将士们，在丧失爵位后也成为了最早的”游侠“。
关于游侠：谁雇佣他们就为谁服务，以此为生。《史记》说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游侠列传》）。这些都是他们的职业道德。大部分的墨学就是这种道德的发挥。在中国历史上，儒和侠都源出于依附贵族“家”的专家，他们本身都是上层阶级的分子。到了后来，儒仍然大都出身于上层或中层阶级；而侠则不然，更多的是出身于下层阶级。
在古代，礼乐之类的社会活动完全限于贵族；所以从平民的观点看来，礼乐之类都是奢侈品，毫无实用价值。墨子和墨家，正是从这个观点，来批判传统制度及其辩护者孔子和儒家。这种批判，加上对他们本阶级的职业道德的发挥和辩护，就构成墨家哲学的核心。
==核心观念==
儒家的中心观念仁、义，墨子并没有批评；在《墨子》一书中，他倒是常讲到仁、义，常讲仁人、义人。不过他用这些名词所指的，与儒家所指的，还是有些不同。照墨子的意思，仁、义是指兼爱，仁人、义人就是实行这种兼爱的人。
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概念。
墨子出于游侠，兼爱正是游侠职业道德的逻辑的延伸。这种道德，就是在他们的团体内“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是后来的侠客常常说的话）。以这种团体的概念为基础，墨子极力扩大它，方法是宣扬兼爱学说，即天下的每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别的一切人。
这很像三五个哥们，相处到位了，一起结拜结盟拜关老爷，然后在这个小群体内践行彼此的道德共识。
十个主要思想：
兼爱：不分等级、不分亲疏的爱天下所有人。
非攻：反对侵略战争，坚持正义战争。
尚贤：崇尚贤良的人才。
尚同：政令、思想、言语、行动等要与圣王的意志相同一。
节用：崇尚节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节葬：反对厚葬久丧，主张薄葬短丧。
非乐：反对奢靡的音乐活动，提倡节约人财物力。
天志：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天的意志是兴利除害。
明鬼：辨明鬼神的存在，鬼神能扬善惩恶。
非命：否认天命对人事的支配和影响
==功利主义的劝说==
于是这个学说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如何说服人们兼爱呢？你可以把上面所说的告诉人们，说实行兼爱是利天下的唯一道路，说仁人是实行兼爱的人。人们还是会问：我个人行动为什么要利天下？我为什么必须成为仁人？
墨子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
如果对全天下有利，也就是对天下的每个人都有利。
这样说来**，爱别人就是一种个人保险或投资，它是会得到偿还的。**可是绝大多数人都很近视，看不出这种长期投资的价值。也还有一些实例，说明这样的投资根本得不到偿还。
墨子用这种功利主义的辩论，证明兼爱是绝对正确的。仁人的任务是为天下兴利除害，他就应当以兼爱作为他自己以及天下所有人的行动标准，这叫做以“兼”为“正”。
“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肄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今唯毋以兼为正，即若其利也。”（《墨子·兼爱下》）
这也就是墨子的理想世界，它只能通过实行兼爱而创造出来。
==宗教劝说==
为了诱导人们实行兼爱，所以墨子在上述的道理之外，又引进了许多宗教的、政治的制裁。因此，《墨子》有几篇讲“天志”、“明鬼”。其中说，天帝存在，天帝爱人，天帝的意志是一切人要彼此相爱。天帝经常监察人的行动，特别是统治者的行动。他以祸惩罚那些违反天意的人，以福奖赏那些顺从天意的人。除了天帝，还有许多小一些的鬼神，他们也同天帝一样，奖赏那些实行兼爱的人，惩罚那些交相“别”的人。
非常有趣的是，即使墨子动用了宗教来劝说，他自己对鬼神也仍然是没有任何兴趣的，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劝说的工具。就好像孔子常说丧葬、祭祀、拜祖等礼仪之事，却对鬼神避而不谈，敬而远之。
照儒家所说，行祭礼的原因不再是因为相信鬼神真正存在，当然相信鬼神存在无疑是祭礼的最初原因。行礼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
对墨子而言，他要证明鬼神存在，本来是为了给他的兼爱学说设立宗教的制裁，并不是对于超自然的实体有任何真正的兴趣。
==政治极权==
当然，人们若要实行兼爱，除了宗教的制裁，还需要政治的制裁。
墨子认为，无论什么情况，人们最终都会自愿选择绝对权威来统治他们。人们接受这样的权威，并不是由于他们选中了它，而是由于他们无可选择。因为他们需要把自己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
墨子论证出，国家必须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威必须是绝对的。这是他的国家起源学说的必然结论。因为国家的设立，有其明确的目的，就是结束混乱，混乱的存在则是由于“天下之人异义”。因此国家的根本职能是“一同国之义”（均见《墨子·尚同上》）。一国之内，只能有一义存在，这一义必须是国家自身确定的一义。别的义都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如果存在别的义，人们很快就会返回到“自然状态”，除了天下大乱，一无所有。
在这种政治学说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墨子发展了侠的职业道德，那是非常强调团体内的服从和纪律的。它无疑也反映了墨子时代的混乱政治局面，使得许多人向往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权，哪怕是一个专制独裁的也好。这样，就只能够存在一义。义，墨子认为就是“交相兼”，不义就是“交相别”。这也就是唯一的是非标准。通过诉诸这种政治制裁，结合他的宗教制裁，墨子希望，能够使天下一切人都实行他的兼爱之道。
==墨家和儒家==
虽然表面上墨子是反对儒家的，但从他的思想来看，墨家仍然继承了儒家的中心思想。
与其说墨子反对礼，不如说墨子认为“礼”这种有等级的爱不是终点，而是中间状态。他认为终点是兼爱，是无差别的爱，是大同世界，共产主义。所以，他另创了墨家。
大同就是孔子提出来的，他能反对大同？墨子见到老爷子，两人没准一拍即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仁一旦实现，其实也就是兼爱。
不过墨子这个思想实在太超前了，以至于他的组织与当时的社会不相容，完全自成一派，这是一种比“礼”更加不稳定的均衡，其实就是“帕累托均衡”，这种均衡虽然是最优，但危如累卵，所以墨家很快就失去了实体组织。
**各家背景：**如何达到真正的均衡？
春秋之前，大家讲究的是“灭国存嗣”。说白了就是打你只是因为你这个君主无道，百姓民不聊生，我是吊民伐罪。把这个君主赶走之后，这个国我不要，在这个国的宗族里面找一位贤明的人继续当国君。我不但不争夺利益，反而会帮助你治理国家。这就是所谓的“王道”。
但是，进入春秋情况就变了，各国君主的私欲开始膨胀，发动战争的目的已经不是吊民伐罪，而是土地兼并，扩充实力。所以，春秋开始的战争逐渐开始既灭国又灭嗣了。这个打法使得所有君主人人自危，因为这是真玩命呀。搞不好就灭门了，而灭门率之高也是耸人听闻的。春秋初年有国一百多个，春秋末年只剩了二三十个，其余一百多个都被灭了。在这种情况下，打起来那真是拼尽全力、以死相搏。
打仗一般在“郊”这个地方打，也就是城外不远的地方。因为举倾国之力用于战争，怀孕的母马都被征调去打仗，以至于直接在战场上产下小马。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何等惨烈的情景。
当然，春秋时期各个诸侯还要点脸，多少会找点借口遮遮掩掩。老子、孔子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所以来劝架，想让大家冷静下来，回归王道。可王道是什么？是帕累托最优，也就是每个人在不损己的情况下积极利他。好是好，但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只要有一个人开始损人利己，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而由于私欲的存在，在长周期里面，是这种事是必然会发生的。所以，这种平衡必须一个强制力量进行维持，春秋之前这个强力是周天子。可维持强力本身就很难，这个强力自身还需要公正无私，也就是要施行“王道”，这可就难上加难了。
历代周天子挺了四百年才进入春秋，这已经是个奇迹了，后面就真的带不动了。一旦周王室稍显颓势，各个诸侯被压制的私欲便抬头了。从郑庄公开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私欲这东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旦起了个头，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天下开始滑向另一种均衡，就是大名鼎鼎的纳什均衡。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囚徒困境”。其实说白了就是人心隔肚皮，人与人之间无法建立信任，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就是这个道理。
于是为了防人，宁可自己受点损失，也比被人坑了蒙受最大的损失好。每个人都采取最保守的策略，这种策略可以保证**即便遇到最差情况，我也不会有更多损失了。**所以，纳什均衡才是稳定的平衡状态，如果任由博弈自然的发展，最终一定会以纳什均衡的形式达到平衡。在这种趋势下再坚守王道，分分钟就被玩死了，所以大家转而遵循“霸道”，说白了就是谁胳膊粗听谁的。
一脉相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哲学的宗师们，从来没有一个强调自己的理论是原创的。
老子说”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孔子也说“述而不作”，意思就是我所讲的道理只是复述古人的，我自己并没有创作。孟子说“游于圣人门者难为言”，意思就是圣人把该说的都说了，我想再说什么都很难了。
这就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连绵不绝、屹立不倒的原因了。古代先贤，一脉相承。而究其根本，还是中国古老辩证思想的潜移默化。
我们承认矛盾，但强调统一，这叫做“中”；我们承认运动是永恒的，但强调反之又反，这也叫做“中”；我们承认事物是会发生质变的，但强调这种显著的质变必然是由微小的量变引起的，应对好这些细小的量变叫做“和”；我们承认宇宙是个混沌系统，没办法为其建立精准模型，但仍然强调“道可道”，“人亦大”，人是需要去努力追求道的，这叫做“德”，德便是“道之用”。这种“用”细微而弱小，所以我们把这种用叫做“庸”，甲骨文的形象，上面乐器下面水桶，表示日常所用。以上这些概念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允执厥中”、“中和”、“中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