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不足时，带头做事前的考虑==
在中央，以彭蕴章、祁寯藻为首，在地方，以和春和何桂清为首，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反湘军集团，影响着咸丰的决策。正是在何桂清不断打小报告的作用下，咸丰皇帝越来越轻视曾国藩，也越来越把宝押在江南大营之上，“人人皆以为大功可企足待
行善不以为名，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利不与争期，而争及之：故君子必慎为善。
前半句是后话（来的很晚，甚至身死才来），后半句是当下（马上要面对）。
结论“必慎为善” 所慎之处便是前者和后者的程度能否接受
==持盈保泰==
曾国藩一生有两个核心焦虑：一个是自己能不能做到圣贤，挽救国家；另一个是曾氏家族能不能光大和永久。在曾国藩心目中，家族的分量，不亚于朝廷的兴亡。曾国藩在家书中不停地在讨论自己家族的兴衰，“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41)他自己的进退考虑，很多时候都是和对家族命运的考虑联系在一起的。
==阻止中国的中世纪化==
冯友兰在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序言中说：中国所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和这个缺点的斗争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现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中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是我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太平天国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贡献。……阻止中国的中世纪化，这是曾国藩的大功。(16)
==灵活处世==
综观曾国藩一生，他的为官风格十分独特。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逸事中缺少“囊橐萧然”“贫不能殓”、在官府里种菜吃这样容易让人觉得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清可见底，一尘不染，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才叫人佩服。**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
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清官，他们的特点是宁折不弯，只承认字面上的规章制度，而对事实存在的潜规则绝不妥协。所以海瑞拒绝任何灰色收入，工资不够花，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而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轰动性事件。然而这样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海瑞一清如水，必然反衬出他人的不洁。因此海瑞一生被官场排挤打击，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国计民生的大事。
曾国藩不想成为海瑞式的清官。他刻苦自砺，全力内圣，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因此，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曾国藩从自身经验总结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排斥：“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因此，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因此，他才具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自律==
曾国藩对死亡毫不畏惧。他丝毫没有打乱自己的日程，在这一天接下来还做了这些事：接见了一个叫庞省三的人，然后阅《通鉴》二百二十卷。傍夕小睡。夜阅《宋元学案》吕东莱一卷。二更后，与儿辈讲《孟子》“定于一”章又阅《吕氏学案》。三更睡。
==天津教案==
乌合之众
这次教案，从慈禧到其他亲贵都认为，处理此案的关键是万不可失去民心，因为“民心”可用。对天津百姓，应该鼓励，而不是镇压。这样可以保护他们的爱国热情。在他们看来，民间对洋人的愤怒情绪，是可以倚重的重要力量。
对这种思路，曾国藩是明确反对的。
早在1868年6月，他就曾在致郭嵩焘的信中说：“来示谓拙疏不应袭亿万小民与彼为仇之俗说，诚为卓识。……明知小民随势利为移转，不足深恃，而犹藉之以仇强敌，是已自涉于夸伪，适为彼（指外国）所笑耳。时名之不足好，公论之不足凭，来示反复阐发，深切著明，鄙人亦颇究悉此指。”
统治者不应该凭着汹汹民意与外国开战。百姓是随势利而转移的，并无定见，他们在自身没有危险时，热衷于低成本爱国。但一旦有事，他们往往并不敢往上冲，因此并不足以依恃。鼓动排外热情来对抗外国，只能被人家笑话。办理外交，不能汲汲于个人名声，不能被无定见的舆论裹挟。
窘境
对天津教案的处理，让曾国藩又又又又一次陷入舆论危机。
查翁同龢日记，十月初六日（公历10月29日），翁同龢前去拜访曾国藩，当面嘲讽了他在天津的所作所为。“访曾湘乡，颇诮其津事。”当时敢于当面诮讽曾国藩的，当不止翁氏一人。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曾国藩的部下李兴锐与京官们交往中，他发现“有见面谈论夷务者，什九不能持平”。他与都中人“谈天津夷务**，清议莫不归咎曾中堂**。甚矣！任天下之重，岂不难哉！”“众论咎侯不善处分，君子小人如出一口，全不谅局中苦心，可叹之至。”在这样的氛围下，曾国藩在北京受到什么样的冷遇可想而知。
陈由立的妻子赴北京上访，指控曾国藩办案不公，还说曾国藩贪污了陈由立四千两薪水不给。让曾国藩感叹，虽然早知道仕途有平坦有险阻，但是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让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位昔日的“中兴第一名臣”已沦落到“千夫所指”的境地，在路宿平原腰站时，该县知县竟未照例来“办差”，而由其“自行租店买食而已”。三天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思余年来出处之间多可愧者，为之局促不安，如负重疚**，年老位高，岂堪常有咎悔之事**？
面对天津教案，涉及洋人、朝廷大官、百姓三方角逐，曾国藩大可称病告辞。但他毅然决然拖着病躯上路，无不体现了儒家“虽千万人吾往矣”、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从这一层面，他做到了超出名利、一心为国的境界。
下面是曾纪泽和慈禧说的：
“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求贤若渴，诲人不倦==
曾国藩的人才实践
第一步是求才
他说，“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而“大约上等贤哲，当以天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寻找人才，要如同饿鹰扑食，贪商求利：“采访如鸷鸟猛兽求食，如商贾之求财。”他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贴出告示，“询访英贤”，广为访察，称“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曾国藩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第二步是观察。
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认真面试。李鸿章到来之前，曾国藩先寄给他三百两以安其家。到来之后，曾国藩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与他多次长谈，就是为了进一步观察了解他，看看他在数年军旅生涯中有没有什么长进。一般经过这两项考察后，曾国藩才会确定幕僚的具体工作：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
第三步教育
不仅经常找人个别谈话，曾国藩还利用吃饭这个大家聚齐之时，同大家谈古论今，表面上看是闲谈，实际上是向幕僚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读书心得。李鸿章后来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桃李满天下
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话虽夸张，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曾国藩影响之大。
和李鸿章
作为学生，李鸿章与老师曾国藩一生有过密切合作，也有过多次冲突，但是高明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与曾国藩撕破脸，懂得有进有退。这是曾国藩日后交班给李鸿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针对李鸿章与人交接时经常流露出来的傲慢，曾国藩指示他说：词气宜和婉，意思宜肫诚，切不可露傲惰之象。阁下向与敌以下交接颇近傲慢，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与外国人相交际，尤宜和顺，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
对于李鸿章这个人的缺点，曾国藩看得也很清楚。曾国藩后来对李鸿章的评价广为人知：“李少荃（李鸿章号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也是曾国藩弟子，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拼命著书。”李鸿章是行动者而非思辨者。曾国藩是以学术和道义为基，李鸿章则是以事业和手腕为基。虽然都是翰林出身，但是李鸿章一生与理学无缘，身上那种粗野之气一直不能去除。因此曾国藩说：“李少荃等才则甚好，然实处多而虚处少，讲求只在形迹。”(73)他是一个只能办事，不能传道的人物。然而人才无法求全，曾国藩说：“大抵天下无完全无间之人才，亦无完全无隙之交情。大者得正，而小者包荒，斯可耳。”
李鸿章对恩师在幕府期间的教诲，是感激终生的。李鸿章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匪浅。”说：“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还说，他后来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不光是李鸿章对曾国藩充满感激，曾国藩幕府中的大部分人对曾国藩都感激终生。他“能随人之才以成就之，故归之者如流水”。同时曾国藩用人，还有一个宗旨，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全力给他们制造发展的机会。**曾国藩说：将帅之道，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
==不要脸，被攻击后能韬光养晦==
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是一句湖南土话，好汉被人家打掉了牙，不要吐出来让别人看到，要咽到肚子里，继续战斗。他不再和长沙官场纠缠争辩，而是卷起铺盖，带着自己募来的湘军，前往僻静的衡阳。全省官员瞧不起我，我不争一日之短长。等到我在衡阳练成一支劲旅，打几个胜仗给你们看看，那时自会分出高下。这才是挽回面子的最好办法！
曾国藩的一意孤行触及到了地方官员的利益，得到了奇耻大辱。意识到这些党羽势力的顽固，没有以卵击石或者知难而退，而是梳理好了情绪，制定好了策略，回衡阳韬光养晦，厚积薄发。这个二品大官面对挫折的理性和韧性值得我们强调学习。
另外也说明了不痛不变，变则必痛。矫枉过正撞南墙的这一下无可避免。
一个反面例子是：
郭子兴到手的敌人跑了，一时咽不下这口气，得了心病，过了一个月死掉了。
仅供举例，史实存疑。可能是朱元璋出于政治考量把他弄死了。
==太平天国的局限性==
起义军进驻宁波，浙东天一阁一半珍本或被毁或流失。存放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两阁荡然无存，一阁损失多半。因此苏南知识分子叹息：“经典书籍，弃等秽污。自古流寇之毒祸，未有如是烈者。”
盲目树敌当然能以最快速度达成结盟，然后“团结一心”。可打倒之后的天国靠什么文化来维持呢？在神州土壤上搞神权，搞君主立宪吗？“到了晚期，洪秀全深深沉溺在”天父天兄”的速网里，失去了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以至使这个理论反而日益成了太平天国前进的障碍。” 洪老师借助农民阶级和统治阶级的矛盾起势，终究因为农民阶级 智力支持、理论武器匮乏的局限性上栽倒。
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烧书这种事合理，但挺low的。
wg同理。
抢夺文化话语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