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湘军崛起
第七章~第十二章笔记
1.把保卫长官当作一项制度
清政府为了防止军队尾大不掉，士兵们往往是各路征调过来，互不认识。这种军队有利于上级统治，却没什么凝聚力，“集而复溃，溃而复集”。一打败仗就都跑了，不关心谁是自己的长官战友。
于是曾国藩还为湘军立下这样一条规矩：一旦某军统帅战死，除非本部有受拥戴的继任将领，否则必全军遣散回乡，另行招募成军。这样一来，部下打仗的时候都会全力保护自己的长官。因为只有保住长官，你才有个人发展的机会。
曾国藩高明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保卫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要求，但曾国藩通过制度使它变成了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一种行为。
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喻利于义。将卒亲睦，各护其长。”
2.过刚易折、和光同尘
早期曾国藩的从政风格便是“忠直”，凭一颗忠心直言上谏。动不动就上疏教育皇帝或批评其他官员。可以说，曾国藩和传统的官场作风是反着来的。这也是他到哪，哪的官员都不待见他的原因 —— 枪打出头鸟，你成忠臣义士了，我们还算什么？
长沙之辱后，在江西筹饷也遇到了大麻烦。当地巡抚想让这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忠臣服从自己，朝令夕改；曾国藩不从，于是大家对曾国藩“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即使把巡抚参了，也反而让他们变本加厉。江西官员在第二位巡抚的率领下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下绊子、设障碍。
曾国藩在江西数年之间步步荆棘，处处碰壁。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回忆说：“江西数载，人人以为诟病。”又形容当时的苦况说：“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求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他无时不想挂冠而去，“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但时势之危与圣人之教又不容许，只好百般隐忍，甘受煎熬，常年寸心如焚。“虹贯荆卿之心，而见者以为淫氛而薄之；碧化苌弘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古今同慨，我岂伊殊？屈累之所以一沉，而万世不复返顾者，良有以也。”委屈痛苦，溢于笔端。他甚至这样对好友刘蓉说：“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种种不平之鸣，证明这是他一生中精神最痛苦的时期之一。
这时候碰到父亲去世，心灰意冷的他给皇上上了一封《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说自己办事多不容易，必须得拿到个独断专行的大官；如果皇帝不给他督抚之权，他就只能“在籍终制”，就是说不复出山。结果皇上给他辞了。
因为皇上有自己的江南江北两座大营。这也是清廷中满洲贵族集团对抗以曾国藩为首的新兴汉族地主军事集团—湘军集团的产物”。
让我们看看这位大人物当时有多颓废：
以前曾国藩以唯我独忠之态，居高临下，睥睨众人。而这次他们可抓住了把柄，举城跳着脚大骂曾国藩是假道学、假忠义。蛰居荷叶塘的曾国藩有口难辩，遂“得不寐之疾”，患了“怔悸之症”，卧病在床。
他在给郭昆焘的信中亦称：“以兴举太大，号召过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绪；生者死者，犹多愧负之言。用是触绪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
在他离开军队的这段日子，湘军攻陷九江，杨载福、李续宾皆赏穿黄马褂，官文、胡林翼皆加升太子太保，一时荣耀无比。湘军的手下也各各因功受赏。只有他这个湘军创始人冷冷清清地待在家里，受人嘲骂。曾国藩虽被视为理学名臣，但功名心一向极炽，失去这个永载史册的千载良机，他怎么能不懊悔莫及！
原本自诩硬汉的他这回有点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心殊忧郁”，动不动就骂人。他数着江西的一帮文武骂，骂够了就找几个弟弟的碴儿吆喝，一年当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发生过口角。弟弟们走了后，他又开始骂几个弟媳妇。语言粗俗，蛮不讲理，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
曾国藩反思到，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曾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当日骆秉章批评他刚愎自用。回信的原话是说他：“行事犹是独行己见，不能择善而从，故进言者安于缄默，引身而退。
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他也成天一副“唯我正确”“你们都不争气”的神气，处处批评教训，弄得当年国荃、国华到北京投奔他，结果都待不了多久就返乡了。设身处地，推己及人，那些自尊心受挫的同僚当然也会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骂来对待他。
曾国藩在家中致信诸友，让大家给他提建议。
给他当过幕僚的罗汝怀来了个长信：
乃复追寻怨怼，苦索瘢疣，不用雅驯之辞，惟抒愤懑之气，见与人书。亦何弗游心广大之域，而欲与担夫争道悍妇诟室邪？是殆德性问学之中或有窒阂之未辟，渣滓之未融已？
(你内心如此不平静，给朋友的信中，用词非常不雅驯，找这个毛病找那个毛病，满纸都是愤懑不平。这就如同两个挑担的担夫在道路中对峙，谁也不给对方让路，或者像悍妇在家里骂人一样，都是你德行学问还不够纯粹，没有进入化境的原因。)
士气葸苶，百年不振，诚可痛矣。然欲矫之而一切屏弃不用，则亦安能？……若以一人者孤行其意，众咻而一傅，势固不行，万介而一通，又谁适从也？……今试有人焉，伏阙上万言书，谓悉除从来之法，而尽诛天下之吏，然后天下可得而治……其意既奇而古，其词复典而文，将世之庸庸者闻而骇走，而圣人者独从而取之乎？
（是的，现在世风日下，士风不振，官风不正，诚可痛惜。然而你想放着这些体制内的力量一切不用，赤手空拳成事，这可能吗？你一个人逆众人而独行，则一傅众咻（指一人施教时，众人在旁喧扰，形容由于环境的干扰，难以取得成绩），难以有成。比如今天有一个人上书皇上，说如果把所有的律法都废除，把所有的官员都杀了，天下才能大治，你说这能行吗？会有人听从吗？）
独识阁下为奇士，所见四方之士无出其右。何者？天下惟平实坚朴之人可以干事，军务尤然，阁下无大僚尊贵之习，行履部伍，亲操细事，庶几大禹之栉沐风雨手胼足胝，故能船炮坚利，壁垒峻固，即粪厕亦有方隅，所谓道在屎溺，此非高谈渺论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见也。
(我之所以愿意为您服务，是因为我认为你是天下奇士，没有人能和你相比。为什么这样说呢**？天下只有平实朴素坚定的人能成事，特别是军务。你虽然品级很高，但是没有官僚习气，做什么事都是亲自动手，如同大禹治水那样不畏难苦，所以才能练成湘军。成语说道在屎溺，这对湘军来说居然不是比喻而是实指，也就是说湘军行军时所修的厕所，也有明确的尺寸标准。这是那些只会高谈阔论的人无法想象的。你同时又能做到谦虚谨慎、和蔼可亲，经常向别人请教，愿意让别人给你提意见。这些都是你的优点。但问题是，你有些太特立独行了。今天最严重的问题是筹集军饷。筹集军饷，一方面要靠百姓，另一方面要靠官员。要靠百姓，让百姓不怨恨你，这个你是知道的。要靠官员，要让官员不怨恨你，这个你就不够注意了。所以关于筹饷，抽漕银你想要自己来，抽税你想要自己来，募捐你想要自己来，总之是想踢开官员体系，根本不管地方官的存在。**你的本职是军事，民政是归地方官系统，你想把一切大权都由自己操持，这本身是违反体制，行不通的。)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所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平易近人，乐道人善，慎终如始，修节庄敬“。
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与人相处，不能过于拙直：“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在官场生存，必须习惯官场上虚与委蛇的那一套：“与官员及绅士交际，则心虽有等差而外之仪文不可不稍隆，余之所以不获于官场者，此也。”
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倡”，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让部下出生入死。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象中那样多。**他认识到“**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附”。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揣摩风会，一变前志”，大力保举，将朝廷名器当作自己的私恩。
3.顾全大局，欲立立人
湖北巡抚空了。朝廷基于制衡曾的考虑，册封给了其手下胡林翼。当时湖北还在太平军手里，胡林翼为了到武汉当官，想管曾国藩要点精锐部队（罗泽南部）去攻打。
曾国藩当时一定是嫉妒的。并且此时的曾国藩正泥兵九江城下，进退不得。胡林翼请求罗泽南赴援，确实给曾国藩出了个难题。不放罗泽南，武汉确实一时难以拿下来；放走罗泽南，曾国藩自身安危难保。但是一番犹豫之后，曾国藩还是派出了罗泽南。因为从当时天下大局看，武汉确实更为重要，自己的安危则为次之。曾国藩不但同意派出罗泽南军，而且从塔齐布军中抽调彭三元部、普承尧部，编入罗军，以增强其实力。由此可见，曾国藩在关键时刻之顾全大局的胸怀实为普通人之所不及。
当时的幕府刘荣劝他，本来兵就不够用，为啥还借给人家用？有急事咋办啊。
曾是这样说的：”吾极知其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是。今俱困于此无益，此军幸克武昌，天下大势可为，吾虽困犹荣也“。
当然，代价就是曾国藩差一口气就被太平军杀了。他的部队被困在南昌、南康两地，联系已经被切断了。
后来王闿运在写《湘军志》时，连夜阅读当时的文件，蒙眬之中好似见到曾国藩当年的窘迫之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曾国藩也讲他在江西之时，“久困彭蠡之内，盖几几不能自克。”由此可见曾国藩当年的处境是何等狼狈！
运气比较好的是，曾国藩的两个弟弟先后来救，而洪秀全、杨秀清等从西征战场大量抽调太平军回救天京，参加攻破江南大营的战斗，给曾国藩留了一口气。
4.以静制动、反客为主
在具体作战原则上，曾国藩的战略思想是“以静制动、反客为主”。不主动出击，总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后发制人。曾国藩反复强调，湘军打仗，不能浪战，先不要急于进攻，而是先站稳脚步，等着敌人露出破绽，你再出手。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水浒传》中“林冲打洪教头”的故事。林冲和洪教头比武，一开始是洪教头主动，林冲被动。林冲先不出手，先往后退，观察洪教头。等洪教头进攻了几棒，林冲看清了他的套路，才出手，一出手，就把洪教头打倒了。
毛泽东引用了这个故事，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部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弱军通过诱敌深入可以后发制人、制胜强敌。他说：“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曾国藩的作战思想正是这样。他说：“两人持矛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戮者为主。”他又说：“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用兵者喜为主，不喜作为客。
话说，曾国藩蛰伏两年，胡林翼举荐了他两年。胡曾两人真的是黄金搭档，互相理解，互相成就。
在胡的推动下，朝廷又任命了曾国藩。这时休息好的曾立马答应，当即出山。
这里也可以看出，不要纠结于一时的失败成功，此时的失败是为了日后的成功；此时的蛰伏是为了后续的发力。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失意不丧志，得意不忘形。
能屈能伸大丈夫。
古今中外，具有雄才大略的用兵者，无不能够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把握问题，能够透过暂时的纷乱看到重点，在利害交织中看清本质，牢牢把握好长远与眼前、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曾国藩对局势的分析能力和战略定力就很强。总结起来便是：不轻易出手，出手便咬死。
分析能力：
曾国藩始终具有强烈的全局观念，他曾经夫子自道地说：“我对于大利大害所在，都能悉心考究。”他还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势’则指大计大局”。还说应该从大的地方去分清界限，不要斤斤于小处去剖析微芒。这个大利大害、大计大局，就是战略重心的所在。所以湘军虽然在局部的战斗中会吃败仗，但在战略态势上却总是处于有利位置。而太平天国尽管在局部的战役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整个战略态势却越来越不利。这是湘军最终能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略定力：
王安定在《湘军记》中曾评曾国藩成功在于**“坚决不动摇，排众意而孤行己意，其成功亦卒以此，由学力胜也**”。李瀚章曾经说，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定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只要他认准的，他就会排除一切干扰，争取一切机会，去将胜利的可能变成胜利的现实。
眼看安庆围点打援的阳谋破不了，太平军围魏救赵，打武汉，一路连捷。
胡林翼身为湖北巡抚，看到陈玉成挥兵武汉，当然急得吐血，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他先调李续宜回援湖北，接下来还要调鲍超和多隆阿，撤安庆之围，回救武汉。但是均遭曾国藩坚决拒绝。
但曾国藩看出来，太平军即使有破湖北之势，却无守湖北之力，武汉即使一时失陷，也有能力马上收复，而围攻安庆的军队一撤，就再也没有拿下的机会了。“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
多么巧妙！
这两个人的想法真是”攻守异势也“。战略上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就是要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行动，迫使对方跟着我们的步子走，而不是按照对方的战略安排行动。说白了，就是将战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最能体现定力的例子：英法联军快杀入北京了，皇帝叫他星夜驰援。”勤王保驾“的忠义和战略规划又冲突了。这时曾国藩用拖字诀，先晚回复，在不断给朝廷提问题，硬是拖到朝廷议和了。
曾国藩在奏折中说，鲍超人地生疏，长途远行，无法在指定时间到达京城。同时鲍超品级太低，在指挥作战中起不到什么太大作用，所以他请求朝廷在他和胡林翼二人中选定一人带兵进京。他预料这样经过几次奏折往返，不待湘军北上，大局应该已经尘埃落定。
5.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
慈禧、慈安联合奕䜣发动两宫政变，把顾命八大臣给扫清了。曾国藩是汉臣，和肃顺是一条线上的。吓个半死，怕自己被连带着干掉。
咸丰想的这个三权制衡体系相当不靠谱。八大臣起诏，两宫盖章（慈禧那个是代理皇帝）。刚确立就被慈禧给扫掉了。
肃顺能办事，不会权谋；慈禧会权谋，办事不行。
结果不仅没被干掉，还拿到了期待无数年的两江总督。
他们做出这一决定，也与曾国藩“不结交京中权贵”这一一贯原则有关。肃顺虽然极推重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却与肃顺走得不近，因据说肃顺被诛后，“籍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内唯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
上任后便把对立面的何桂清党羽给干掉了。
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
6.与沈葆桢的恩怨：能忍，能狠
沈葆桢算是曾国藩的嫡系,为官干练清廉，甚得曾国藩欣赏。曾出任两江总督后第一次上折，就是奏调沈葆桢赴自己的安庆大营帮忙，奏折中说“该道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第二年又破格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没经过基层锻炼直接出任巡抚，在清朝历史上十分罕见。
按照官场传统，曾国藩是沈葆桢的“举主”。沈葆桢应该感激涕零并大力回报。结果沈葆桢直接把曾国藩的粮食断了，而且自建军队，希望不再依靠湘军。
这就叫自作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
曾国藩破格保举的目的其实就是让他管理江西作为后方，给湘军提供军饷。但沈葆桢却不这样想。他想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属于自己的而不是曾国藩的功业，不想成为其附庸。此人极有主见，自视极高，凡事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由此可见，提携下属，除了能力之外，还要观其品性，是否能为我所用，或者为大局所用。这一点甚至和能力一样重要。
这下曾国藩相当郁闷：弟弟在安庆生死一搏，音信浮动；后方又把粮食给断了。
“以江西抚、藩二人似有处处与我为难之意，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
“三更睡，五更醒，展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
这段时间是曾国藩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他白天频繁联系各处，全力保障曾国荃的供应，傍晚到后院的小房间里去，跪在蒲垫上默默对天祷告，求老天保佑弟弟平安。
内心愤怒纠缠如此，但是曾国藩的外在反应却没有任何失态之处。
他日记是这样写的：
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无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很多大人物都喜欢其他人如同秋草伏风一样，偃伏在自己脚下，让自己的所有决定都得到“坚决贯彻”，“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曾国藩却不是这样。他的斋名为求阙，一生勤求己过，最喜欢听别人的批评。越是位高权重，他越是主动听取逆耳之言，以克除自己身上的“意气”“客气”和“矜气”。
他曾说：“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砭吾之短。”他有意识地在身边安排几个耿直高洁之人，时时给自己指出缺点。“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余之短，以相箴规，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在给朋友的信中，也经常请求他们“常惠箴言，并赐危论”。
经过反思和调整，他应对的态度非常理智平和。曾国藩的幕僚们纷纷大骂不已，要求曾国藩马上参奏。曾国藩却没有这样做。沈葆桢是他提拔起来的，现在又进行参奏，不光沈氏脸上不好看，他自己脸上也不好看。况且沈氏用钱也是为公，所争毕竟不过四万两，为数不算太多，随他去吧。曾国藩念起忍字诀，选择悄悄吞下这颗苦果，“遂未奏请，以全寅谊”。没有向外界公开他和沈氏的矛盾。
这是真能忍。
但是这一章故事，到这里结束，就太不精彩了——沈葆桢得寸进尺了。
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又一次上奏朝廷，奏请将江西全省的厘金完全归本省处置，不再提供给曾国藩了。理由是江西受到来自江苏、浙江入侵叛军的威胁，而曾国藩已经有了上海等其他更为充沛的饷源。
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日来因金陵未复，沅弟焦灼，饷项大亏，江西截留厘金，及杨复成饷侵饷见杀等事，寸心郁闷，常不自得。甚矣，任事之难也
这下曾国藩受不了了。
先力陈自己四处筹集粮食的合法性，再把先前沈葆桢办事差劲、有的没的都抖落出来了。言辞激烈，猛料详实。
除了这两次争饷中的公文之外，他与沈葆桢之间的公文来往还有很多。他也请沈葆桢都发给皇上，请朝廷看看其中有没有任何一句涉及挟权欺人、市德卖好、措辞不够客气的地方。如果有，请皇上指出，他甘受惩罚。
这是能撕破脸，能狠。
不过最后朝廷的解决方法是五五分，一人一半，做了和事佬。这么做实际上还是暗地支持了沈葆桢，于是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尾大不掉了，这时朝廷分而治之的制衡之术。曾国藩转而和自己弟弟商量打完仗的进退权益之计了。
同时，曾国藩也开始安慰自己弟弟，不要急功近利，想着赶快结束。
他相信，太平天国何时能平，属于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在起作用，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
他对弟弟说：“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墙壕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接济，痛剿援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也。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也……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缓图之，则善耳。”
类似的劝言还有：
“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 ”
“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
“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
青年时代的曾国藩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在湘军连获胜仗之际，曾国藩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相当自负。以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但是从经历咸丰七年（1857）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后，“天命”二字开始出现在曾国藩的辞典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悟到，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
日记中写 “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
时间亿万年没有穷尽，人生几十年实在是一瞬即过。天下至大，人力所能为者至小。
最后，相比之下我们看看会办事的人——李鸿章怎么对待曾氏兄弟的：
曾国荃一心想独占攻陷南京的“首功”，当然反对淮军染指，李鸿章当然也知道曾国藩兄弟的心理。
碍于曾国藩的情面，只得软磨硬抗，甚至不惜装病（他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减”，即行回苏“就医”），一次次抗旨。他在致曾国荃的信中说：“屡奉寄谕，饬派敝军协剿金陵。鄙意以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况入沪以来，幸得肃清吴境，冒犯越疆，怨忌丛生，何可轻言远略。常州克复，附片借病回苏，及奏报丹阳克复，折尾声明金陵不日可克，弦外之音，当入清听。”
这番话，一是表明他不愿前来抢夺曾国荃的战功；二是催促湘军加快攻城动作，以减轻朝廷对他的压力。
7.弟弟曾国荃：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曾国藩一开始是严格管控弟弟曾国荃的经济问题的。后来罢黜两年大彻大悟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曾国荃适当捞钱了。
书信：”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
不过此举乃是万全协调之策。对于曾氏家族而言，曾国藩克制，曾国荃不羁；曾国藩克己复礼，曾国荃慷慨好施。曾国荃没起来的时候，曾氏家族是很拮据的，即使大哥手握重权，家里条件也不好，支撑家族的父亲和大姐甚至贫苦以致抑郁。
这一点上，曾国藩是有愧疚心的。
因此曾国藩放松对曾国荃抢劫发财的约束，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整个湘乡曾氏家族考虑。曾国荃性格慷慨，在自肥的同时，源源不断地大手笔资助同族以及亲友，弥补了曾国藩对家族的愧疚心理。因此曾国藩对曾国荃替他“照顾家族”的“功劳”是肯定的。
曾国荃的好杀，也受到过曾国藩的鼓励。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期间，一直要求曾国荃在城破之日，太平军骨干不论降否，一律杀掉（白起坑杀）。
在南京围攻战的紧张时刻，太平天国因粮食紧张，从城内放出大批妇孺，一开始，曾国荃并没有阻止。他的部下陈湜等部“收留”了大量的年轻妇女。然而，曾国藩反对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这样会导致军纪败坏，而是不利于军事进展。
三月二十日，他在家书中说了这样一段让人毛骨悚然的话：城内放出之妇幼，迪庵前在九江一概不收，仍送进城内。一则城内饥饿者多可致内乱，二则恐贼之眷口从此得生也。望弟参酌。
曾国藩提到：李续宾围九江的时候，处理手段是不放城里人出来。一方面可以导致城中因饥饿内乱，另一方面怕太平军的家属趁乱逃出。你可以参考他的办法。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残忍，比他弟弟有过之而无不及。
8.水满则盈，月满则亏；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曾国荃每下一城，都会发一次财，回家买地建屋一次。咸丰九年（1859）冬，曾国荃在老家开建自己的住宅，名为“大夫第”。从那之后，几乎曾国荃每回家一次，大夫第就要扩建一次。大夫第修建总共历时八年，巍峨浩大，看上去犹如王宫帝府。曾纪芬在《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回忆道：“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为门数重。乡人颇有浮议。”
曾国荃的理学功夫没他哥哥深。曾家大楼盖的相当豪华。
曾国藩怕强极则辱，物极必反。总劝弟弟：
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沅弟（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
无奈曾国荃对这位提携了他一辈子的老兄的话，总是当作耳旁风，回信蛮横地说：
外间訾议，沅自任之。
曾国藩又写信：
“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谤之无因，因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德者畏疑谤之无因，而抑然自修，则谤亦日熄。吾愿弟等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
“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
劝弟弟不要做事太高调给人留下口实，形成舆论危机。又拿二十三史举例，到了曾国藩这个位置的臣子，很少有保全善终，怕自己垮台了连累弟弟等人。只好时时提醒自己。
**曾国藩表面上是说不要让自己连累了弟弟，实际上是告诉曾国荃，不要犯错误，连累了哥哥。**对于曾国藩的这些话，曾国荃一如既往地不往心里去。因此才有了攻入南京后对部下的肆意放纵。
打完太平军，朝廷最担心的便是曾国荃和曾国藩的军权。
对弟弟曾国荃:
不仅是老家的百姓、身边的臣子觉得曾国荃狂，全国人民和朝廷也看出来了。攻城成功后，城里的名贵大货，曾国荃得用一条条水路大船往老家运。
曾国藩真坐不住了，上奏朝廷让他弟弟离职。离职理由，自然是身体欠佳，“万难再当大任”。代曾国荃正式奏请“开缺回籍”，调理身体。不过他在奏折中也点明，此举也是“求所为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说明了曾氏兄弟希望与朝廷有始有终的愿望。
对自己的湘军:
长江三千里上下，几乎没有一条大船不挂着“曾”字旗帜。曾国藩总结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因此毅然决定裁撤。
距离攻占金陵还不到一个月，曾国藩就下令裁撤曾国荃直接指挥的湘军两万五千人。一年多后，除湘军水师改编为经制长之水师，其余曾氏兄弟直辖湘军均被裁撤。与此同时，左宗棠部湘军也由六万余人裁去四万多，其余江西、湖南等地湘军也大部遣散。
曾国藩大规模自裁湘军，既减轻了朝廷对他的疑虑，也使湘军后期带来的诸多弊端一了百了。此时湘军已染上很深的暮气，纪律已经败坏，经常骚扰地方。随着军队的遣散，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
朱东安说：“曾国藩主要依靠这条策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缓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化险为夷，渡过难关。能够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像曾国藩这样恰如其分地完成这种转变的事例是不很多的，而身败名裂、兔死狗烹者则史不绝书。此亦足见其历史经验之丰富、政治嗅觉之灵敏，审事详明，处事果断。”
朝廷因此对曾国藩态度大为改变，一是不再追究曾国荃的问题，放手让曾国藩治理两江，对湘军其他骨干照旧放手任用，也不再追究天京城内财宝的下落，还宣布湘军军费不必逐一造册送户部审查，直接报销，以表示对曾国藩的信任。曾国藩写信给他的财务总管李瀚章说：“各路军营免办报销，近日皇恩浩荡，此旨尤为出人意表。……闻此恩旨，直如罪人遇赦，大病将愈，感激涕零。
9.与左宗棠的恩怨:避其锋芒,大道感召
曾国藩与左宗棠渊源也很深，他们也是湖南老乡，年龄只差一岁。左宗棠自幼聪明，才华出众，可惜中举之后三次会试都不能中进士，因此无法以正常方式进入仕途。后来左宗棠在曾国藩的推荐下破格担任巡抚。
咸丰二年（1852）底，曾国藩墨绖出山到长沙办团练之时，左宗棠正给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当幕友。左宗棠以师爷身份，给曾国藩帮了很多忙。
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因为在巡抚幕府中盛气凌人，凌辱朝廷命官樊燮，朝廷发下谕旨，命人逮捕左氏，“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55)。曾国藩**闻讯“焦灼极切”，全力以赴，托关系走后门，帮左氏解脱。**在众人的帮助下，左宗棠最终化解了此难。左宗棠脱身以后，来到曾国藩大营。曾国藩保举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皇帝于是命左氏作为曾国藩的助手，襄办湖南军务。曾国藩派左宗棠回到湖南募勇，募成楚军五千人，屡立战功。
咸丰十一年（1861），朝廷命曾国藩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事后,曾国藩决定将浙江军务全盘交给左宗棠，让他从此独当一面。不久清政府在曾国藩的建议下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从此，举人出身的左宗棠正式步入大员系列。同治二年（1863）三月，清廷更超擢他为闽浙总督。
至于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忿忿之处,主要有两点:
科举情节
左宗棠自幼就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是天纵之才，以为自己肯定能早早科名发达，不料连年落第，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之人，下意识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在他后来的家书中，经常能看到他对科名中人的讥评之语，比如：“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
换句话说，在他看来，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很快做到侍郎。左宗棠才华横溢，却进身无门，只好充当幕僚。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地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
瑜亮情节
除了“科举情结”外，左宗棠内心还深藏着“瑜亮情结”。左宗棠平生以诸葛自命。“每与友人书，自署‘老亮’，以汉武侯自比。继又言：‘今亮或胜于古亮。’”每提起曾氏，他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曾国藩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主角”位置。**曾国藩正是直接阻碍他成为“今亮”的罪魁祸首。以主帅身份平定了太平天国，这就是曾国藩对不起他左宗棠之处。
左宗棠晚年，曾经为一幅叫《铜官感旧图》的画作序 , 画的就是曾国藩靖港之败字头湘江的自杀之事。左宗棠的序中有这样一句：“公（曾国藩）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巢馘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
这句话的意思是，曾国藩那次投水没死，当然是天下之幸。但是如果说他死了，天下就没救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不难看出，左宗棠真恨不得曾氏死于当时。这样一来“荡平东南，诛巢馘让”的应该就是他了。
他相信，如果这出大戏由他来导演，一定会比曾国藩导得精彩许多。所以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他多次在与朋友的通信中认为曾氏用兵呆滞，“非办贼之人”，以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国，要拯救大清王朝，还需要别人出手。
导火索:
南京城破,洪秀全的儿子被李秀成护送逃跑了。曾国荃放火把天王宫殿烧了,没看见幼王,就直接和大哥说烧死了。结果大哥禀报给了朝廷。
左宗棠没和曾氏兄弟打招呼,直接上报给朝廷,还夸大了逃跑的人数和景况。这样无非是为了贬低曾家的战功。于是朝廷下了一道严厉苛责曾国藩的奏折。说他欺君罔上。曾国藩没想到这一手, 恼羞成怒把左宗棠的屁事也上报了。(不给他藏着掖着着了)
后续
左宗棠如此对待曾国藩，可谓恩将仇报，实出乎常情常理之外。其实左宗棠一生于朋友之道不屑于用心讲求，先后绝交的朋友不止曾国藩一人。他和郭焘嵩、李鸿章、沈葆桢也无不闹翻。
相比之下，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且其所深交，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曾国藩一生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反过来说，他更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
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然而，左宗棠停止不了对曾国藩的评论。许多笔记资料都记载，曾左失和之后，左宗棠每见一人，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每谈此事，则必“大骂”曾国藩。
对策:
面对左宗棠的不断攻击，曾国藩采取了如下对策：
一是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击左宗棠，避免火上浇油，反而鼓励他们尽量与左宗棠搞好关系。
他一再赞扬李鸿章：“阁下不与左帅争意气，远近钦企。”并说这是李进德甚猛的表现。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不要因此与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交恶：“余于左、沈二公之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
二是对左宗棠的攻击不闻不问，不予回答。
曾国藩收到郭嵩焘的信后，并不生气，盖这早在他意料之中。他在复郭氏信中委婉地说：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粗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而钝于辩，终亦处于不胜之势。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其不胜也终同，而平日则心差闲而口差逸。年来精力日颓，畏暑特甚。虽公牍最要之件，浏览不及什一辄已弃去，即贺禀谀颂之尤美者，略观数语，一笑置之。故有告以詈我之事者，亦但闻其绪，不令竟其说也。
除此之外，**在左宗棠“剿”捻及西征中，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屡立巨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又选部下兵最练、将最健者，遣刘忠壮公（松山）一军西征，文襄之肃清陕甘乃新疆，皆倚此军之力。是则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之。”
**曾左晚年这最后一次交集，确实头一次感动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这是曾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因此曾国藩去世后，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一副谁也没有料到的挽联，其文曰：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左宗棠自愧不如。
后来郭嵩焘在曾氏大营中待了几天，在日记中记下他人如何评曾：
相国好谀而不废逆耳之言，好霸气而一准诸情理之正，是从豪杰入者。其于用人处事，大含元气，细入无间，外面似疏而思虑却极缜密，说话似广大不落边际而处事却极精细，可为苦心孤诣。尝言李申甫能知我深处，不能知我浅处。又尝言古人办事不可及处，只是运用得极轻，庖丁解牛，匠石运斤成风，有此手段，所谓不动声色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轻而已矣。
也就是说，曾国藩喜欢听好话，也能听坏话。做事能决断有霸气，但都是凭情理。用人处事，从大的格局到小的细节，都值得学习。表面上看很疏朗大气，其实思维极缜密。说话表面上听起来不着边际，实际上办事极精细。他曾经说，李榕只了解我的深处，不了解我的浅处。又说，古人办事，之所以不可及，只是能够举重若轻。为什么能够不动声色就改变天下大势呢？举重若轻而已。
在另一处日记中，他这样评价曾左二人的不同：左帅以盛气行事而不求其安，以立功名有余，以语圣贤之道，殆未也。
(左宗棠做事，凭的是一股气，但不管这个事千万年后能否经得住评价。)
王船山说，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
在郭嵩焘看来，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